黄专：艺术的自由在于它只为自己生产自己

黄专：这涉及到对艺术家主体身份的定义问题，艺术家可以是一个激进的社会活动家、政治领袖、教父或者任何掌握世俗权力的人，但柯勒惠兹如果仅仅是一个道德同情者、毕加索如果仅仅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博伊斯如果仅仅是一个绿党领袖，我想我们就永远不会将伟大艺术家的称呼加在这些名字的前面。博伊斯与绿党的分手与其说是他们的政见不同，不如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不可能釆取政治家的态度和方式表达政治。

那么，什么是艺术家对待政治的态度呢?我曾在四川大学鲁明军主持的一个讲演上讨论过这个问题，这篇讲演稿就放在我的微博上。简言之，艺术家的政治表达与昆徳拉对小说的描述相同，它应该是不确定的、游戏性的、“非介入式”的，甚至是“玩笑性”的，它不应负载任何恒定的道德立场，因为任何将艺术视为政治预言和对恒定真理的价值表达都与艺术的认知本性不符，艺术永远是对人的不确定的生存状态和感知状态的质询与探究。昆徳拉说，发现未知是小说的“唯一道德”，这句话在我看来用在视觉艺术上同样合适，我一直认为，艺术必须是政治性的是后现代哲学对艺术的粗暴绑架。

康学儒：你认为衡量艺术质量还是存在某种“标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对艺术家的一生进行判断，我们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尴尬结果，有的艺术家，在某一阶段是艺术家，在另一个阶段可能不是。

黄专：当然，不给我10年、20年的时间，我也许根本没可能对一个艺术家的质量进行有效的史学判断。去年CCAA评奖，7位中外评委仅花了两天时间就对200多件大多数我们连名字都叫不出的艺术家的作品进行了评选，这个表面上看十分荒诞的事情，却由于我们寻找到了某些共同认知和默契的专业标准而变得合理起来，我还是相信，即使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度相对主义的时代，只要有好的眼光还是能选出好的艺术来，只是比例会更低一些而已。也许没有一个真正符合艺术生存的时代，也没有一个关于艺术质量的绝对标准，但如果因此而放弃艺术生产质量的标准，那么，艺术竞赛的游戏就无法进行，也许现在我们唯一能够肯定的是：那个1亿元的拍卖记录不是一个艺术质量的标准。所有判断都不可能是绝对的，从人性的角度看，我们不能要求艺术家在一生中都只能从事与艺术相关的创作，一辈子都只思考艺术的事情，他完全可以经商从政，但我担心的是我们会将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混为一谈。

康学儒：如果混淆了呢？

黄专：混淆就会导致艺术质量的下降而不是上升，政治宣传的艺术，依从商业的艺术，从根本上讲就与“无利害关系”这个定义没有关系了。艺术的自由在于它只为自己生产自己，我曾称顾徳新是“只为艺术生产作品的人”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很现代主义的观点，它可能跟后现代主义对待艺术的无政府主义态度格格不入。一个艺术事件如果产生了社会影响，不管在伦理意义上是善还是恶都不足以成为我们衡量它作为艺术的标准。

康学儒：艺术有一个本质性的东西吗？

黄专：这个问题近乎毕达哥拉斯形而上意义上的圆，也许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圆”，只有接近圆的活动，但如果我们因此而否定那个圆的存在，我们也就等于否定了艺术本身。理解这个圆，不是语言风格问题而是一个价值问题。

康学儒：你的这个观念和格林伯格的艺术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就是找艺术的独特性，找能区别于其他思维的特征。晚期现代主义艺术家响应格林伯格的说法，最后搞纯艺术。

黄专：格林伯格的确是现代主义艺术自主原则的一个封闭性的高峰，或者用一个不敬的话说，一个“教条化”的高峰，他的观点有形式主义和前卫主义的两重性，我理解的艺术自主也许比他更加开放，也更不具党派色彩。在我看来不仅形式主义、前卫艺术，就是观念艺术、后现代艺术也都有艺术质量问题，都有艺术标准问题，观念艺术的确提出了很多超越审美趣味、超越视觉语言甚至超越主客体关系的命题，但只要我们还是在艺术的范畴中谈论这些命题，它就也应该有艺术自主的问题。艺术在某种意义上是件很抽象的事，在更大意义上又是一件十分具体的事。

康学儒：排除艺术的社会功能性，回到艺术内部。但是其实艺术内部也可能非常功利，比如艺术家之间总是要体现出不同和差异，而为了追求这种差异，艺术家往往就会在细枝末节上为了差异而制造差异，结果便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作品大同小异，本质上却没什么变化。

黄专：这也许是一个事情的两方面，一个好艺术家，首先必须在艺术的历史情境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艺术问题，他需要一个参照系和定位座标，找到问题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接着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贡布里希所谓的“名利场逻辑”，别人做了的我不做，别人做了的我以更好的方式做，这不单纯是功利问题，也是艺术意识、问题意识的问题，在艺术史上有时很难在艺术家出人头地的欲望和真正的问题意识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

康学儒：但现实的问题是，艺术家的问题意识，参照系统都是一样，比如市场认可。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的创作只是你画的是圆，我画的圆比你的圆更圆一点。同时，他可以无限多的阐释他的问题意识，而在绘画形式上，确实也有那么一点点小差异，但在本质确实没有什么两样，你不觉得卖的好的一些画廊全都在做偏抽象一点的，图案花纹似的东西吗？你所谓的纯艺术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黄专：这个标准我们上面已经讨论过。谈论艺术的确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尴尬，我们好像在讨论一个共同的话题，但心理方向却南辕北辙。我想象的是一个圆，而你想的是另一个圆，最后，标准成为了因人而异的心理尺度，例如，我觉得顾德新的艺术最接近我心中的圆，而一些哲学家则认为顾德新那只是一场与市场相关的秀，这个我就没有办法跟他统一了，甚至进行讨论的余地也没有了。我只有希望我的这个标准是符合自己的知识判断的，并不期待这个判断影响他人，我只能说，如果这个标准没啦，我就说服不了自己为什么要做艺术，我为什么要选择做艺术，所以，最后艺术也许就变成了一件十分个人化的事。

艺术与哲学

康学儒：艺术是需要建立主体性，那你怎样看待艺术跟哲学之间的关系。

黄专：在整个人类历史的智力竞赛中，只有艺术与哲学两个的智力性质和程度是最接近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最为纠结,尽管一个是用抽象的语言思维，一个是用感性的形象思维。简言之，艺术与哲学在历史上经历了由古典时代的竞争对手、近代的合作伙伴到现当代主从关系的演变，最早的哲学家几乎同时也是最早的艺术批评家，柏拉图、孔子、庄子都是这样。早在柏拉图之前的古希腊就已出现了伟大荷马，出现了伟大的悲剧诗人、喜剧诗人和雕塑家、建筑师，那个时候哲学家和艺术家的关系更像是一种竞争关系。近代哲学地位提高了，艺术通过“美学”也更多地进入到哲学讨论的范畴，但艺术与哲学的关系至少还是平行的，直是到了现代，艺术与哲学的关系才发生了一些微妙而根本的变化。

康学儒：如何理解这种变化？

黄专：进入20世纪后哲学遭遇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两重危机，一个是黑格尔全景式思辩哲学体系的坍塌，一个是科学主义分工导致传统哲学的三大研究对象的丧失（对第一存在的研究被现代神学取代、对物质和自然界的研究被现代物理学取代、对精神界的研究被现代心理学取代），回应这种危机，前者催生了现代哲学中的生命哲学、存在哲学、现象学，后者催生了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和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哲学总揽知识的地位的丧失并没有根本动摇它的神话谱系，哲学仍然被视为思考最本质东西的一门学问，仍然具有某种知识特权。

康学儒：这个问题在哲学家哪儿也存在争论，在黑格尔看来，艺术家是为哲学铺路，最终艺术的问题会转移到哲学家手里。但是作为黑格尔忠实信徒的海德格尔却断言，随着尼采的到来，哲学也终结了，反倒是艺术成为可以取代哲学的东西。而刚刚去世的丹托，却宣布“哲学对艺术的剥夺”，“艺术终结”了。

黄专：的确，首先是尼釆重新思考了艺术与哲学的关系，这种思考有明显的反思和激进色彩，尼釆主张在强力意志原则下的艺术替代哲学，海徳格尔强调以诗学替代理性化了的哲学，都反应了一种来自哲学内部的反决定论倾向，而丹托则代表了当代哲学重新解释艺术与哲学关系的另一个极端版本，一个黑格尔式思维的当代版本，丹托顶多算是一个艺术哲学家，他的学理层级并不高，但却实践性地影响了战后的艺术世界，到现在为止，大部分艺术制度：博物馆、拍卖行、策划人制度几乎都与他的“艺术终结论”有关，艺术家、策划人、艺术品经纪人都在他的哲学论断中找到了自己的饭碗。丹托使波普主义的世俗逻辑具备了哲学色彩，我在一篇讲话中曾分析了丹托哲学对艺术进行的剥夺，以及“哲学授权”如何转换成世俗意义上的“策划人授权”。

康学儒：丹托将艺术史划为三个阶段，一个就是从瓦萨利到贡布里希就结束了，这是经典艺术时代。第二个阶段就是弗莱到柏林伯格，这是现代主义时期。第三个则是他以哲学家的身份接近的艺术史，自从安迪?沃霍尔的《布利洛盒子》出现后，艺术家已经解释不清艺术了，艺术把艺术的问题交给哲学，由哲学家来处理了，也就是他丹托来处理了。

黄专：丹托认为艺术不再受其内在必然性的驱使，它作为一种叙事的逻辑理由已经结束，进入到“后历史”。艺术再要存在下去，就只能使自己“上升”为哲学问题，我想，其实可怕的不是这种纯粹理论的臆断，而是这种臆断真正影响了我们的艺术史。你看，哲学家成功地将哲学自身的危机转嫁给了艺术，现在是艺术该想想办法如何面对这种危机了。

康学儒：但在海德格尔看来，如果没有艺术的世界，那世界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客观和科学世界了。

黄专：尼采也说过一句精彩的话，为了避免死于真理，我们必须拥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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