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十一 米芾《道祖帖》(上)、《安素轩石刻》(下)——诸古印皆弃而不刻，有选择性。
图十二 《安素轩石刻》(左一)、苏富比“墨迹本”(右一)、苏轼《次辨才韵赋诗》(左二)
——苏字“禾”字用笔比较，“或得其结构而不得其锋芒者，模本(摹本)也；得其笔意而不得其位置者，临本也。”现在看来明代鉴赏家张应文此番书法真伪鉴定要点，似乎特地风尘仆仆穿越近五百年时空，专门针对苏富比《功甫帖》而发。苏富比“墨迹本”虽保留了九字的基本结构与外形轮廓，但缺少了鲍刻中大量丰富的书写用笔信息，是晚清坊间采用流水作业、分工合作的生产品，即作伪者出于利益的最大化或意犹未尽而制造的一稿多本的摹本之一而已。
(二)《安素轩石刻》及鲍漱芳本人获得翁方纲的肯定
鲍家前赴后继、耗时近三十年精心摹勒上石的《安素轩石刻》，在刻期间，已为当时艺坛文人瞩目。嘉庆十六年(1811)五月十日，翁方纲为英和所藏《定武兰亭拓本》(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作题透露(图七)：
《兰亭》赵《十三跋》卷，在扬州吴杜村家，谭观察以八百金购之，钱梅溪为摹勒其前帖，扬州鲍氏又刻赵跋，宋芝山说前帖恐未真。予见梅溪所摹‘亦’大矣，‘亦’作三点，益疑非真也。叩诸梅溪，不详其由。后闻此卷毁于火，今其烬余残字归于煦斋司农，装册属为题……时年七十有九。
跋中“扬州吴杜村”，即吴绍浣，号杜村，歙人，侨居扬州，与兄吴绍燦同举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台北故宫博物院唐怀素《小草千字文》卷等即为其旧藏；“谭观察”为谭组绶；“钱梅溪”为钱泳(1759－1844)，字立群，号梅溪，江苏金匮(今属无锡)人，工篆隶，精镌碑版，系永瑆《诒晋斋法帖》钩摹者；“宋芝山”即宋葆淳(1748－约1822)，字帅初，号芝山，山西安邑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进士；“煦斋司农”即英和；“扬州鲍氏又刻赵跋”中“扬州鲍氏”即指鲍漱芳，所刻“赵跋”为其《安素轩石刻》第三十件赵孟頫《兰亭序十三跋及临本》。
需指出的是，当时知悉鲍家《安素轩石刻》的不仅有翁方纲，包括上述翁跋中诸翰墨艺友皆然。比如与鲍家有直接交往的钱泳(钱氏耗时四年，由鲍漱芳侄鲍崇城出资为刻《缩临唐代诸碑》三十二册)所撰《履园丛话》“本朝帖”(注11)一节中即有“扬州鲍氏刻有《安素轩帖》”记载；另，钱氏摹刻的《小清秘阁帖》中亦有苏轼《奉别帖》一件，笔者颇疑即《功甫帖》，且定与鲍刻同一系统，俟考。而谭组绶曾借赵孟頫《兰亭十三跋》予鲍氏摹刻；又如，鲍刻李邕《大照禅师碑》甫毕，宋葆淳即从鲍漱芳家获得新拓本、携示翁方纲并请作跋，翁欣然挥毫作题(注12)：
《大照禅师碑跋》……真迹今藏于惜分书屋，主人(鲍漱芳)雅志笃古，为选工重勒于石，北海(李邕)笔踪超腾龙象、风神骨格宛如初落墨时，岂惟《娑罗》、《东林》诸摹刻皆远逊之已乎。芝山(宋葆淳)以新拓本来属为题识于后。
《大照禅师碑》为《安素轩石刻》中第八件；“惜分书屋”“主人”即鲍漱芳。跋中翁氏对鲍刻之精湛啧啧称赏不已，“北海笔踪……宛如初落墨时”，“诸摹刻皆远逊之”；而“雅志笃古”一语，体现了翁氏对鲍漱芳本人的由衷敬佩。也充分佐证了翁方纲、钱泳、宋葆淳、谭组绶等翰墨友与鲍氏同属圈中人物之事实。
综上可知，翁方纲不仅从挚友江德量处亲睹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原迹并手写描绘帖中所有鉴藏印记信息，且熟悉江氏逝后六年始刻的《安素轩石刻》，加之十分欣赏鲍漱芳本人、对鲍氏家藏情况十分了解。因此，翁氏无疑是探究《功甫帖》当时递藏真相及鲍家《安素轩石刻》摹刻情况最重要的历史见证者。
(三)翁方纲与《安素轩石刻》摹刻者党锡龄互为翰墨友
鲍漱芳辑集《安素轩石刻》，意非牟利，旨在使希世法书名迹化作千万身以传播不朽。所延刻手梦涛党锡龄，本系扬州篆刻名家，并以摹刻精湛著称一时。殊有意趣的是，梦涛不仅与翁方纲相识，且曾为翁氏本人书作摹刻上石。翁氏《苏斋题跋》所录钱泳《重摹子昂五字损本兰亭》卷后附“汉江鲍氏重刻十三跋”中，对党氏摹刻具有相当水平亦加赞颂，文曰：
(党锡龄)前年(1809)在扬州见予题焦山僧壁诗，欣然愿刻之石。其刻拙书能肖……，相去无几。(注13)
犹如书史上众多刻工精良的拓本名作，每位高超的刻工皆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翁氏指出党氏不擅刻赵书等。然而，党氏借其谙书法、精篆刻之优势，其领衔摹刻的《安素轩石刻》亦堪称“下真一等”，于有清一代刻帖中同属佼佼者。试将之与原作相较，更可见其忠于原迹的刻帖准则及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比如黄庭坚《行书君宜帖》、米芾《道祖帖》、米芾《章侯茂异帖》、吕大防《行书示问帖》等原迹中飞白、牵丝、散豪，乃至蠹鱼虫蛀、纸张残损等细节，皆能得以纤毫毕现(图八)。更为难得的是，该刻所表现出的笔画中所蕴含的起止、使转等丰富的用笔变化，以及原作书写过程自然呈现的节奏韵律、力度质感，体现了党氏以刀代笔、将石当纸的娴熟手法及其本人的书法造诣(图九)。上析翁氏对其所刻“能肖”“相去无几”“宛如初落墨时”“诸摹刻皆远逊之”等赞语，诚系由衷而客观。
(四)《安素轩石刻》入录鉴藏印有选择性
需补充说明的是，《安素轩石刻》于法书及题跋本身之摹刻精良已毋庸置疑。而有关帖中鉴藏印之摹刻，与其他刻帖相类，有时不仅不予全录，即便摹刻，亦不一定囿于原印之形态、位置等是否准确(如盖于书迹上的鉴藏印，刻帖时可移位或弃而不收)，甚至改刻者亦有之(注14)。如《安素轩石刻》中所刻宋吕大防《行书示问帖》中项元汴与江德量等五印皆弃而不刻(图十)；宋米芾《道祖帖》，原迹本幅钤有古代鉴藏印七枚，石刻中仅录四枚(江恂用印亦不录)(图十一)；另如赵孟頫《小楷道德经及老子像》中项元汴用印、米芾《章侯茂异帖》中“江恂私印”及数枚旧残印、黄庭坚《行书君宜帖》中“安仪周家珍藏”“吴廷”“王延世印”等印记，皆加以选择甚至弃而无刻。
因此，法帖中的鉴藏印记信息，一般只可视作文献参考资料。《安素轩石刻》中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无收原作母本中项元汴、梁清标、张镠鉴藏印记及另二枚旧残印，其情形亦作如是观。
结论
鲍漱芳是安岐旧藏苏轼《功甫帖》的最后一位藏家，鲍家所藏过半古代法书名画或已于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农民军攻克扬州时遭到损毁。在原作无存的情况下，《安素轩石刻》中《功甫帖》是最接近该作原貌的法帖。而苏富比“墨迹本”是否真迹，必须与鲍刻相比较。苏富比“墨迹本”虽保留了九字的基本结构与外形轮廓，但缺少了鲍刻中大量丰富的书写用笔信息(图十二)，是晚清坊间采用流水作业、分工合作的生产品，即作伪者出于利益的最大化或意犹未尽而制造的一稿多本的摹本之一。
附：蒙鲍志道五世孙鲍训相先生热情提供核实纪晓岚、刘墉、朱珪、梁同书、曹文埴、铁保、袁枚等与鲍氏家族有关的珍贵资料，谨此感谢！
注释：
(1)《名人书简墨迹》，现藏安徽博物院，为鲍漱芳后裔捐赠。鲍树民《鲍春圃和〈名人书简墨迹〉》，《鲍氏文苑》第二期，中华鲍氏族史研究会2010年9月。书简38通，原为鲍志道及次子鲍勋茂所藏，为两人与袁枚、纪昀、朱珪、梁同书、刘墉、铁保、孙星衍、伊秉绶、张问陶、王芑孙、鲍桂星等27人之间的来往信札。如袁枚《致鲍志道札》中透露：“老长兄关切之情，不但老人刻书之费，有所取资。而亡妹一家之寡妇孤儿，俱免填于沟壑。”伊秉绶《致鲍勋茂札》“改卜新阡，意黄山白岳间，定有佳城，慰名贤之大显”“但深翘仰，日月如驰！计大哥松楸已茂(指鲍漱芳墓地)，世史令侄(鲍均、鲍圻)，俱能承家，以感以慰”。另，袁枚雍正十三年(1735)《龙山慈孝堂图为鲍肯园题》十首即为鲍志道所撰，收录《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六，《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上海图书馆藏乾隆增修本，页656－65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朱戢选编《安素轩石刻精选》，广陵书社2010年4月。
(3)容庚《丛帖目》(二)，页661－662，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1年6月。
(4)《坊林集》，鲍树民、鲍雷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按所见邓石如《行书册》上款“肯园太老先生”即鲍志道(号肯园)，中有“来邗已浃旬”，知为邓氏寓鲍家期间所作。笔者未见此邓氏原作，姑例于此，见嘉德艺术拍卖公司2007年春拍第134号。
(5)前揭《鲍春圃和〈名人书简墨迹〉》。
(6)清鲍瑞安《煮石斋稿·安素轩读画集》，光绪壬辰年(1892)，上海博物馆藏。按本文中所引鲍瑞安语，皆出自是书。
(7)前揭《煮石斋稿·安素轩读画集》。
(8)前揭《丛帖目》(二)，页662。
(9)前揭《煮石斋稿·安素轩读画集》。
(10)前揭《鲍春圃和〈名人书简墨迹〉》。
(11)清钱泳《履园丛话》九“本朝帖”，页171－17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
(12)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十三，《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55册，页578，影印，清李彦章校刻本。
(13)清翁方纲《题钱泳重摹子昂五字损本兰亭》，嘉庆辛未、壬申(1811－1812)，载《苏斋题跋》，《续修四库全书》影印福建省图书馆藏清抄本第1068册，页622－6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4)如故宫博物院苏轼《行书春中帖》中有柯九思三枚鉴藏印，于《安素轩石刻》中皆不予收录，并增刻“眉阳苏轼”朱文印。■(作者系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责任编辑：陈珍珍）
转载旨在分享，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闽公网安备 35020302000725号 联合制作授权可信网站验证服务证书2014031801078235号
加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