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独特的人，无需任何人为他盖棺定论

原标题：一个独特的人，不需要任何人为他盖棺定论

老耿走了。

对他来说，这一定是个解脱。六年来的病痛与虚弱，他已经遭受了太多的折磨。

最后一次手术前，我去看他，他约我单独见面。那一次，他的消瘦让我震惊，准确地说是瘦小。他被搀扶着走下楼，步子很轻很慢，他坐在沙发上，讲话的声音也很轻很慢，这已经不是那个帅气的风流倜傥的老耿。

老耿在我印象中的标准照，是在1990年代初，似乎是《纽约客》杂志发表了他的整版肖像。半隐在烟雾中的老耿难掩一股潇洒俾倪之气。

我读书时，老耿和培力是我们的传奇。这里的“我们”，是指当时浙江美院一批受到培力老耿影响的年青一辈不安定份子。这些人中有些后来成名成家，有些离开艺术圈不知所踪，但在当时都是同样的真诚。

《关于——耿建翌》

第一次真正见到老耿是在他翠苑的小房子里。现在想来，那是老耿创作上很重要的一段时光。我和老邱、美纯小心翼翼地翻看着老耿的工作档案，看到他为穿衣、吃饭、行走编制说明书，用众多琐屑的、无意义的规则呈现出规则的荒谬，那是中国艺术中最初觉醒的生命政治;看到他画面中对于复制、消逝、损耗、腐蚀的偏爱，那是对信息与媒介的本能意识;看到他对表格、证件和文件的挪用，那是对于身份和微观政治的直观与敏感。

而在此之前，他还创作出了中国第一件微观政治作品《自来水厂》，那是一个关于监视与观看制度的拟像空间。作为画家，他更是贡献了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最具标志性的形象。他的《第二状态》或许也是人类的第二状态，向我们揭示出——我们的面孔就是我们的面具。

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他的细微洞察、本能反应。

《自来水厂》 装置模型 1988

第二状态  布上油画  1300x1960mm 1987

第一次看到老耿的作品，我就断定这是一个天生的病人，一个卡夫卡式的病人。只有敏感的心灵加上孤绝的意志，才能成为这个病人家族中的一员。这一疾病来源于里尔克说的那种生活和作品之间总是存在着的古老敌意。所以老耿的作品几乎都是一种病理性创作。他凭本能自然行事，所谓理性只是他近乎荒诞的一丝不苟。他的作品本质上是一种“耿式症候群”。

老耿身上有很浓重的虚无感，但是决不颓废，我想是因为他始终保持着好奇心。虚无和好奇，这对内在的矛盾统一在他身上，构成了他最动人之处;再加上超出常人的敏感和玩世不恭的洒脱，成就了他作为艺术家的品质。

我跟老耿并没有太多私交，因为工作的关系，平日间反而有些疏远。对他这个人我由衷地欣赏和尊敬，甚至单方面有些亲近，但是我们的道并不相同，尽管我们都对现行的艺术圈子感到不满，尽管在佛学等许多方面我们很谈得来。

前些日子去医院看老耿，已经是他的弥留之际，昏迷中没有任何交流，雪白棉被下的身体单薄得令人心酸。现在想来，上半年手术前的那次，应该是我们真正的最后一面。

“五年前那次，什么都没交待就上了手术台，其实很危险。这次再做，医生都说希望不大，很可能下不来了，所以有些事情要先交待好”。他说得很慢很从容，很有些云淡风轻的意思。他交待的事情其实也很简单：不开追悼会，不做遗体告别，不开研讨会，不做展览。

按照我对老耿的理解，他对后事的态度在我意料之中，但是他所说的理由却令人动容。“我们这代人在文革中长大，从小没受过什么好教育，这么多年也没有做出什么真的成就，却浪得不少虚名。现在要走了，就不要在这个世界上献丑了，还是走得干净点好。”这番话说得同样很慢很从容。

老耿的家事我只是依稀有些了解，但我想在他一生中，家庭之情应该不如朋友、师生之情。他们这辈艺术家对家庭都有种本能的隔膜，或许是因为年青时的叛逆导致了后来的冷漠。老耿艺术上的想法大概不会与家人分享，但是近六年的病中陪伴却足以让亲人成为朋友，这对双方无疑是美好而幸运的。

“我不会去参加遗体告别，我受不了这个。”在老耿昏迷后的一次探访中，群哥说：“我们哥俩儿以前交流不多，可是这五年，我们聊了很多的天，知道了彼此许多事，我们过得真是很开心。”说完这句话，群哥突然双手掩面，失声痛哭起来。培力蹲下去，抱着他的肩膀说，“没事，我替你去”。那一刻，两个中年男人的拥抱让我落泪。

在诸多朋友中，培力对老耿的兄弟之情最是令我感佩。三十年来艺术上一路同行，生活上不离不弃，培力始终把老耿的事放在自身之上，这些年老耿生病，培力对他更是如同兄长般疼爱，让人看着既温暖又心酸。

老耿走了。

他这一生想必也有恨他、怨他和看不惯他的，但是有爱他的女人，有永远在身边的兄弟，有真心爱戴他的学生，关键是做过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无论成功与否，这一生值了。

老耿是个有独立精神的人，更是个独特的人。

一个独特的人，不需要任何人为他盖棺定论。

所以，我只是想说，老耿一路走好!

（责任编辑：胡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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