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忠平：画画与做学问是两档子事

　　原标题：嗨，画画这档子事

　　画画与做学问是两档子事。虽然，对于画画，人们大多会听任画家的自便，不会强求其将画家的身段来个分裂。但是，自“学者型艺术家”出现后，画画这档子事就不再是简单的画画而已了，所以，我也就不得不对做学问有所甄辨。

　　做学问，古今所指不同。有一个故事：宋儒程颐的一个弟子，师从程颐三年不得先生的答问。一天，程颐对他说，三年来所问皆大，非从切问近思得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古人（至少儒家）对于学问，是有“行”的要求在的，即知，要与行统一。知道而不行道，便不可称之为学问。然而今天，学问单是学问，越是不可“行”仿佛就越是有学问。这实际上是“所问皆大”之学问，而非“切问近思”之学问。难怪，今天的学者要笑画家“无知”，而画家又多半不信学者的“胡诌”。这里，做学问的实义是做纯学术理论的研究，已经非关“行”这一层。

　　画画，属于“行”的范畴。其学问，是切问近思的学问。我不知此时的“学者型艺术家”如何想。我此时想说，一个黄宾虹，加上千万个 “黄宾虹”（有关中国画看法上的），已经使画中国画这件事因为“学问”太多而无趣而不能入人。鉴于此，我指出两条路线。这条是“黄宾虹”们的：起先人因为觉得有趣而画画，进而讲究技巧（以笔墨为核心），进而讲究学问（西方的哲学、东方的道与禅等等），进而笔笔皆有文化的分量与重量。这条是我的：起先就怀疑笔笔文化的分量与重量，退而无视学问（西方哲学往往累人、东方的道与禅往往骗人），退而不讲究技巧，只是觉得有趣而画画。前者求多，用加法。夫多，即繁，繁则累人也多。后者求少，用减法。夫少，即简，简则便，便于入人。

　　嗨，现如今画画这档子事，既要讲究文化的内涵，又要探索哲理的深意，而我怎么会觉得那样挺吓人呢？

　　话语权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问毕加索：“你这幅画是什么意思？我一点也不懂。”毕加索就问他：“你听过鸟叫吗？”那人说：“听过。”毕加索接着问道：“好听吗？”那人说：“好听。”毕加索又问：“你懂吗？”那人说：“我不懂。”——好！故事到此为止。

　　谁让故事终止的？是这个叙述故事的第三人。这个第三人是你，是我，是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第三人具有话语权。话语权十分了得，是它让故事结束在应该结束的时候，故事的意义于是就被赋予了，而听故事的人也就接受了这个意义。

　　故事，是可以编的。所以，故事不可看成史实。这个故事很像导演精心安排的一出戏里的对白。“毕加索”——新艺术家的代表，“那人”——热爱艺术，但对新艺术十分无知的普通公众的代表。“毕加索”在这里的任务是：启发有关新艺术的民智。

　　性急的听众可千万不要急着去嘲笑“那人”，“那人”仅仅是那叙述故事的第三人的措意安排，“那人”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一般的艺术眼光。这里，我想，那揪然在意这个大多数人的一般的艺术眼光的人，不应仅是“毕加索”，还应有那些以新艺术为学术支点的批评家以及投资新艺术的商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些新的批评家将以何种扮相上场呢？而那些商人又怎能把新艺术作品卖给公众，并最终鼓起自己的腰包呢？

　　现在话语权在我手中，这个故事，我来改一句：毕加索接着问道：“好听吗？”那人说：“有的好听，有的不好听。”嗨，面对这样不知趣的人，“毕加索”只好闭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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