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过去三年我多学老舍

原标题：“过去三年我多学老舍”

傅雷与宋奇书，谈到汉语问题、文学翻译问题，颇有见地。宋奇是现当代文学理论家，戏剧家宋春舫之子，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助理，1996年去世。

1951年4月15日，傅雷与宋奇书，对文学翻译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说，许多英法文，译成中文，试图传达原文的语气，“使中文里也有同样的情调，气氛，在我简直办不到。而往往这一类的句子，对原文上下极有关系，传达不出这一点，上下文的神气全走掉了，明明是一杯新龙井，清新隽永，译出来变成一杯淡而无味的清水”。

傅雷的这点困惑，也是当前翻译界的困惑。然而，傅雷对白话文的怀疑， 对文言文的肯定，饶有意味——“文言有它的规律，有它的体制，任何人不能胡来，词汇也丰富。白话文却是刚刚从民间搬来的，一无规则，二无体制，个人摸索个人的，结果就要乱搅”。

上世纪50年代初，傅雷与宋奇频繁通信，文学语言、文学翻译是其主要话题。这一点是有原因的，作为名闻遐迩的文学翻译家，傅雷的确遇到了英法文转译汉语的现实问题，以及使用什么样的汉语问题，北方方言与南方方言，其中的矛盾又该如何解决。

出于对文学语言的关注和研究，他发现同时代作家老舍的语言别开生面，为此，他对宋奇说：“老舍在国内是惟一能用西洋长句而仍不失为中文的惟一的作家。”

傅雷的文学鉴赏力一流。当年的上海，傅雷还是艺术评论家，对当代文学、戏剧、美术均发表过独特的观点，艺林为重。四九鼎新，傅雷的精力转移至文学翻译工作，对文学语言特别敏感，他担心简陋的语言会影响读者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理解，进而削弱文学的艺术力量。

傅雷的翻译语言，有着傅雷的味道，典雅、抒情、明快、含蓄。这一点，他表达得十分清楚——“我以上的主张不光是为传达原作的神韵，而是为创造中国语言，加多句法变化等等，必要在这一方面去试验”。

“创造中国语言”，翻译家傅雷有抱负。

南北方语言的语言差异，也是翻译所遇到的棘手问题。当宋奇对他的译作《贝姨》提出批评意见时，傅雷解释：“译文纯用北方话，在南方生长的译者绝对办不到。而其以北方读者为惟一对象也失之太偏。两湖、云、贵、四川及西北所用语言，并非完全北方话，倘用太土的北京话也看不懂。即如老舍过去写作，也未用极土的词藻。”

老舍的文学语言，傅雷肯定，也喜爱。在探索文学翻译的语言问题时，他在老舍的小说、散文中，看到了希望。因此，在这个阶段，傅雷分析了老舍的语言形态，颇具个性的老舍的文学语言修辞，让傅雷找到了一种样板，1953年2月7日，傅雷告诉宋奇——“过去三年我多学老舍”。

当然，作为具有世界文学视野的傅雷，是以前进的姿态活跃译坛与文坛的。当他不断翻译，不断探索，又有了新的发现——“最近我改变方针，觉得为了翻译，仍需熟读旧小说，尤其是《红楼梦》。以文笔的灵活，叙事的细腻，心理的分析，镜头的变化而论，我认为在中国长篇小说中堪称第一”。

不是说傅雷的翻译语言西化吗，看看他对《红楼梦》的评价，就知道在西方历史生活中穿梭的傅雷，其笔触与故土是多么的紧密。

（作者系书法评论家张瑞田）

（责任编辑：胡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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